虽然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无法确认孩子轻生的直接原因,但可以确认的是,在他们生前的那段时光里,没有得到这个年纪应得的来自父母和亲人的爱。报告显示,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万,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多达205万。由于父母长年不在身边,情感需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,心理状况普遍堪忧,容易出现孤独、自责、敏感等心理问题。敏感的内心让他们陷在自责中无法自拔,最终形成恶性循环,导致悲剧发生。当留守儿童的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了,精神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?

中国留学生:低龄化带来的危机

在三四年的时间里,贵州省毕节市接连发生了两起留守儿童死亡的事件,人们在悲痛和惋惜之余,不能不进行深刻的反思。  

毕节4名留守儿童的离世,让独居留守儿童受到关注。2013年全国妇联的一份报告显示,全国有205.7万多独居留守儿童。在这一群体中,年长的孩子要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,生活和精神压力大,容易走极端并产生绝望情绪。专家表示,对监护缺失这些孩子,相关部门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。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认为,贵州毕节悲剧发生原因可能主要源于三道防线的缺失:首先,无论何时何地,家庭应该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第一道防线。但四名孩子的家长均外出打工,同村的亲人也无尽到相应的看管责任。其次,社区网络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。独居留守儿童属于高风险家庭,应该受到周边社区网络的社会组织的重点关注,社区化的社会组织可定期探查这样的高风险家庭。第三,政府没有起到托底的作用。这样四名孩子独居的留守家庭,政府应该行动起来,比如监督其家长履行相应的监护责任,实在不行,撤销家长的监护权。政府应该及时发现这样高风险的家庭。

据2014年数据,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。2005到2010五年间,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,增幅为4.13%。一个庞大而不容忽视的群体。他们缺少父母关爱的生活、贫瘠苍白的处境,令人揪心。

调查显示,每三个农村孩子里面,就有一个留守儿童。国家卫计委今年5月公布的《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》显示,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超过1/3,留守老人接近1/4。留守家庭成为常态家庭模式。在这些留守儿童的家里,年轻的农村父母为了生计离乡在外,留下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,因为“上有老下有小”的现实窘迫,农村有限的经济来源,繁华大都市的机会,都推着他们往外走。

农村传统家庭结构解体,几代同堂名存实亡。造成这种传统家庭结构解体的,其实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瓦解。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投入大,周期长,收益小,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都选择外出打工,形成了规模可观的“打工经济”,进而取代传统农业经济成为农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
中国留学生:低龄化带来的危机

其实,留守儿童问题早在1999年就被提出。16年来,随这一群体衍生出的教育、安全、心理问题不断触动公众的神经。今年一项针对河南、安徽、湖南、江西、重庆、贵州6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研显示,49.2%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遇过意外伤害;43.8%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,49.4%经常没完成作业;39.8%的留守儿童感到孤独,其中经常觉得孤独的留守女童达到42.7%。此前也有调查显示,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.14%。这一系列的数据和事实,反映出留守儿童令人担忧的状况。

不可否认,多年来社会各界为留守儿童做了许多帮扶和送温暖的工作。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,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法规和政策,NGO等各种社会团体开展扶助留守儿童公益项目、志愿者工作,许多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、调研报告,都呼吁更多的人关注、关心这个群体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,它们是外在的,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,因而收效甚微,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犹如杯水车薪。

我国至今未形成一个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管理的完整方案。各地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尚处于自发阶段,不具有系统性。留守儿童问题虽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,“人人喊管人人都管”,实际上却是缺位的。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认为,当务之急是应健全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制度,增加其可操作性。我们建议在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,规定外出父母应关心留守儿童的精神需求,严重忽视应等同于虐待罪受到惩罚。

在制度方面,明确政府在留守儿童救助方面的主体责任,建立留守儿童社区保护网络,如形成以村为单位的社区保护网络,明确强制报告制度,完善临时监护程序。目前留守儿童管理受许多部门的管辖,监管协调比较差。应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,通过搭建平台,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,构建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的留守儿童工作格局,提高非政府组织和群团组织在社会事务中的地位。